全本新注聊斋志异
前言
《聊斋志异》是中国清朝初年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。它以写花妖狐魅、畸人异行著称于世，奇特诡谲的故事情节，异彩纷呈的人物形象，不同流俗的美学理想，构成《聊斋志异》的独特风格。它既是中国文学的瑰宝，更是世界文学的明珠。作者蒲松龄无愧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巨人。
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（１６４０），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（１７１５）；字留仙，号剑臣，别号柳泉居上；山东淄川县（今淄博市淄川区）蒲家庄人，他的家族，明万历以来也曾“科甲相继”；但至蒲松龄时代，“为寡食众，家以日落。”（《述刘氏行实》）分居后，蒲松龄“数椽风雨之庐，十亩荆榛之产；卖文为活，废学从儿；纳税倾囊，愁贫任妇。”（《呈石年张县公俚谣序》）十九岁，“初应童子试，即以县、府、道三第一，补博士弟子员。” （张元《柳泉蒲先生墓表》）此后则屡挫于乡试，以岁贡终老。他一生，除了去扬州府宝应县充当幕宾一年，均设帐于缙绅之家；而在同邑西铺毕际有家时间最长，设馆三十年，七十岁才归老家居。七十六岁辞世。蒲松龄出生前一年，即崇帧十二年正月，第五次入关的清兵攻被济南，积尸盈城；血腥洗劫殃及齐鲁。崇祯十七年，清兵再次入关击溃李自成，建立清王朝，镇压各地抗清力量；压域黑云弥漫全国。然而在兵连祸结之中，明中叶以后萌发的民主启蒙思想依然向前发展。清初，王夫之、黄宗轰、顾炎武、唐甄等人继续批判宋明理学，思想上闪现出更多的民主性光芒。历史的灾难、时代的思潮以及个人的遭遇，这一切对蒲松龄的思想和创作，必然有所影响，蒲氏狂痴招尤，孤愤著书，正是时代使然。其思想积极用世，憧憬仁政；他希望赋役征收应当。“念民膏”，刑名出入应当“得民情”，工役兴作应当“惜民力”，（代孙蕙作《放生池碑记》）黑暗的现实虽然“罔念夫民命”，然而蒲松龄则终生坚持“利民济物”的理想。他睥睨邪恶，摆脱世俗的羁绊，追求心灵的自由，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写入《聊斋志异》。
清初人民饱经兵燹战乱，其心灵创伤尚未平复。《聊斋志异》有不少篇目，隐约曲折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劫难。举凡明末北兵入寇的“齐地大乱”、“济南大劫”，请初的……姜瓖之变“、”三藩之乱“、”谢迁之变“、”于七之难“，《聊斋志异》都曾触及，虽然含蓄迷离，但都倾向鲜明：诅咒兵连祸结，悼念受害人民。怀着对人民的深切同情，《聊斋志异》更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整个社会，斥之为”强梁世界“（《成仙》）。
在这个社会里，“天子一跬步，皆关民命”（《促织》）；封建官府像阴司一样暗昧（《席方平》）；高级官僚恶德满盈（《续黄粱》），下级官吏鄙琐贪婪（《梅女》），衙门公役则“无有不可杀者”。（《伍秋月》）；至于地方豪绅，更是依财仗势，横行乡里，《聊斋志异》刺贪刺虐，全无畏忌。
明清两代用八股取士，以强化其政治统治。蒲松龄五十一岁才放弃应举，虽然他还不能自觉地否定这个制度，然而他却能从旧垒中反戈一击，揭露科举的弊端与丑恶。《聊斋志异》有相当数量的篇目，以嬉笑怒骂之笔讥刺科场衡文不公以及贿赂公行。司衡无目，盖因帘内诸官只熟悉八股滥调，不谙德业文章，无能识别真才（《司文郎》、《贾奉雉》）。
学官贪冒，则不仅“学使之门如市”（《神女》），而且“考弊司”竟定例割髀肉为蛰（《考弊司》）。读书人对此却帖耳忍受，心无愧耻；倖进者则
高官厚禄，作威作福（《续黄粱》），失意者则嗒然若死，如饵毒之蝇（《王子安》）。蒲松龄晚年诗作《历下吟》写省城试士的丑态，不禁慨叹：“此中求伊周，亦复可侧怆。”《聊斋志异》抨击科举的作品，也部流露出此种侧怆的心情。
《聊斋志异》各类题材的作品部有自己的审美追求，其中描写婚姻爱情的作品表现得尤为鲜明。在蒲松龄那个时代，封建的因袭观念大部开始动摇，“甚至骨肉之间，亦用机械，家庭之内，亦蓄戈矛”（《为人要则》）。《聊斋志异》描写家庭纠葛的作品，往往把青年一代视作冲决封建札教的主要力量。封建社会鄙视妇女，《聊斋志异》却以大量篇目，塑造了许许多多天生丽质，从不同角度展示她们的美好情操和过人才能。例如：颜氏之才，乔女之德！翩翩之仙，葛巾之神；婴宁的天真，蕙芳的纯朴；素秋的淡泊，黄英的通达；娇娜的洒脱，青凤的痴情；等等。她们人各一面，全非世俗男子所能比拟，封建社会严男女之大防，《聊斋志异》则借助浪漫主义的奇想，赋予青年男女以极大的互爱自由。作品认为：“礼缘情制；情之所在，异族何殊焉”（《素秋》）：“天下惟真才人为能多情，不以妍媸易念也”（《瑞云》）。作品呼唤真情，反对“以礼节情”，因而对知己相爱或钟情不移者备加赞扬，而对虚伪矫情或欺骗爱情者则予以谴责。作者意识到爱情是婚姻的基础，因而确认男女婚姻，“此自百年事，父母止主其半”（《青蛙神》）。
作品所赞扬的大多是自媒自主的婚姻；这在当时不是已经存在的现实，而是应该实现的理想。蒲松龄的审美情操，的确高人一等；纵然杂有些微糟粕，毕竟瑕不掩瑜。
《聊斋志异》近五百篇，举凡天上人间、域内海外的诸般异闻，鸟兽虫鱼、草木竹石的荒怪变幻，民俗风习、自然灾害的趣闻琐谈，都在包罗之列。
以上所述，仅其犖犖大者。
《聊斋志异》把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创作艺术推向顶峰，前人称它为“空前绝后之作”。其主题境界既高出晋之志怪、唐之传奇，而笔墨命意更非后世续书所能比拟。它的艺术成就，既是蒲松龄借幻异故事寄托自我情志的创新，又是中国文学优秀传统的发扬。
作为“孤愤之书”，浓烈的感情色彩和超俗的审美追求，为《聊斋志异》创作艺术的主要特征。作者在创作时，往往驰想天外，神与物游：“遄飞逸兴，狂固难辞；永托旷怀，痴且不讳。”（《聊斋自志》）这种感兴飞动的激情，恰足以表现幻异小说的奇诡。在各类作品中，既有金刚怒目的愤激，也有童心展现的温情；既有口诛笔伐，也有幽默讽嘲。诸般幻异故事，都具有叩人心弦的艺术魅力。《聊斋志异》的问世，使得一度沉寂的中国文言小说重现光辉，在艺术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，其实质是在发扬中国文学优秀传统基础上的艺术创新。蒲松龄有丰厚的文学修养，他不仅“用传奇法，而以志怪”，而且自觉地发扬楚骚的创作精神。其《聊斋自志》谓：“披萝带荔，三闾氏感而为骚；牛鬼蛇神，长爪郎吟而成癖。自鸣天籁，不择好音，有由然矣。”《聊斋》为文，狂狷傲世，不遵矩度，盖亦步武楚骚，直抒胸臆，不择好音。《聊斋志异》每于篇后仿《史记》的“太史公曰”，添加“异史氏曰”论赞一段，把艺术具象的意蕴径直的表达出来。全书有“异史氏曰”
近二百则，为数之多，用意之深，均不同于唐传奇偶尔加入的议论体例。这一形式的采用，是对《史记》美学思想的自觉发扬。盖蒲松龄“长命不犹”、“仅成孤愤之书”与司马迁“意有所郁结”、“发愤之所为作”，两者之间
有其相通会意之处。鲁迅先生称《史记》为“无韵之《离骚》”。《聊斋》则把楚骚的艺术传统用之于小说，遂使中国文言小说艺术再生奇葩。蒲松龄的这种创作精神，在今天仍有可资借鉴之处。
朱其铠
一九九二年二月
聊斋自志
披萝带荔，三闾氏感而为骚[１]；牛鬼蛇神，长爪郎吟而成癖[２].自鸣天籁，不择好音，有由然矣[３].松落落秋萤之火，魑魅争光[４]；逐逐野马之尘，罔两见笑[５].才非干宝，雅爱搜神[６]；情类黄州，喜人谈鬼[７].闻则命笔，遂以成编[８].久之，四方同人[９]，又以邮筒相寄[１０]，因而物以好聚[１１]，所积益夥。甚者：人非化外，事或奇于断发之乡[１２]；睫在眼前，怪有过于飞头之国[１３].遗飞逸兴，狂固难辞；永托旷怀，痴且不讳[１４].展如之人，得毋向我胡卢耶[１５]？然五父概头，或涉滥听[１６]；而三生石上，颇悟前因[１７].放纵之言，有未可概以人废者[１８].松悬弧时[１９]，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[２０]，偏袒入室[２１]，药膏如钱，圆粘乳际。寤而松生，果符墨志[２２].且也：少赢多病，长命不犹[２３].门庭之凄寂，则冷淡如僧；笔墨之耕耘，则萧条似钵[２４].每搔头自念：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身耶[２５]？
盖有漏根因，未结人天之果[２６]；而随风荡堕，竟成藩溷之花[２７].茫茫六道[２８]，何可谓无其理哉！独是子夜荧荧，灯昏欲蕊；萧斋瑟瑟，案冷疑冰[２９].集腋为裘，妄续幽冥之录；浮白载笔，仅成孤愤之书[３０]；寄托如此，亦足悲矣！嗟乎！惊霜寒雀，抱树无温；吊月秋虫，偎阑自热。知我者，其在青林黑塞间乎[３１]！
康熙己未春日[３２].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唐序
谚有之云：“见橐驼谓乌肿背。”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矣。大人以目所见者为有，所不见者为无。日，此其常也，倏有而倏无则怪之。至于草木之荣落，尾虫之变化，倏有倏无，又不之怪，而独于神龙则怪之。彼万窍之刁刁，百川之活活，无所持之而动，无所激之而鸣，岂非怪乎？又习而安焉。
独至于鬼狐则怪之，至于人则又不怪。夫人，则亦谁持之而动，谁激之而鸣者乎？莫不曰：“我实为之。”夫我之所以为我者，目能视而不能视其所以视，耳能闻而不能闻其所以闻，而况于闻见所不能及者乎？夫闻见所及以为有，所不及以为无，其为闻见也几何矣。人之言曰：“有形形者，有物物者。”
而不知有以无形为形，无物为物者。夫无形无物，则耳目穷矣，而不可谓之无也。有见蚊腹者，有不见泰山者；有闻蚁斗者，有不闻雷呜者。见闻之不同者，盲瞽未可妄论也。自小儒为“人死如凤火散”之说，而原始要终之道，不明于天下；于是所见者愈少，所怪者愈多，而“马肿背”之说昌行于天下。
无可如何，辄以“孔子不语”之词了之，而齐谐志怪，虞初记异之编，疑之者参半矣。不知孔子之所不语者，乃中人以下不可得而闻者耳，而谓《春秋》尽删怪神哉！
留仙蒲子，幼而颖异，长而特达。下笔风起云涌，能为载记之言。于制艺举业之暇，凡所见闻，辄为笔记，大要多鬼狐怪异之事。向得其一卷，辄为同人取去；令再得其一卷阅之。凡为余所习知者，十之三四，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见，而与夏虫语冰也。余谓事无论常怪，但以有害于人者为妖。故日食星陨，鹢飞鹆巢，石言龙斗，不可谓异；惟土木甲兵之不时，与乱臣赋子，乃为妖异耳。今观留仙所著，其论断大义，皆本于赏善罚淫与安义命之旨，足以开物而成务；正如扬云《法言》，桓谭谓其必传矣。
康熙壬戌仲秋既望，豹岩樵史唐梦赉拜题
据《聊斋志异》手稿本
高序
志而日异，明其不同于常也。然而圣人曰：“君子以同而异。”何耶？
其义广矣、大矣。夫圣人之言，虽多主于人事，而吾谓三才之理，六经之文，诸圣之义，可一以贯之。则谓异之为义，即易之冒道，无不可也。夫人但知居仁由义，克己复礼，为人君子矣；而陟降而在帝左右，祷祝而感召凤雷，乃近于巫祝之说者，何耶？神禹创铸九鼎，而山海一经，复垂万世，岂上古圣人而喜语怪乎？抑争子虚乌有之赋心，而预为分道扬镳者地乎？后世拘墟之士，双瞳如豆，一叶迷山，目所不见，率以仲尼“不语”为辞，不知鹢飞石陨，是何人载笔尔也？倘概以左氏之诬蔽之，无异掩耳者高语无雷矣。引而伸之，即“阊阖九天，衣冠万国”之句，深山穷谷中人，亦以为欺我无疑也。余谓：欲读天下之奇书，须明天下之大道。盖以人伦大道淑世者，吾人之所以为木铎也。然而天下有解人，则虽孔子之所不语者，皆足辅功令教化之所不及。而《诺皋》、《夷坚》，亦可与六经同功。苟非其人，则虽日述孔子之所常言，而皆足以佐慝。如读南子之见，则以为淫辟皆可周旋；泥佛肸之往，则以为叛逆不妨共事；不止《诗》、《书》发塚，《周官》资篡已也。
彼拘墟之上多疑者，其言则未尝不近于正也。一则疑曰：政教自堪治世，因果无乃渺茫乎？曰：是也。然而阴骘上帝，幽有鬼神，亦圣人之言否乎？
彼彭生觌面，申生语巫，武墨宫中，田蚡枕畔，九幽斧钺，严于王章多矣。
而世人往往多疑者，以报应之或爽，诚有可疑。即如圣门之土，贤隽无多，德行四人，二者夭亡；一厄继母，几乎同于伯奇。天道愤债，一至此乎！是非远洞三世，不足消释群憾。释迎马麦，袁盎人疮，亦安能知之？故非天道愦愦，人自愦愦故也。或曰：报应示戒可矣，妖邪不宜黜乎？曰：是也。然而天地大矣，无所不有；古今变矣，未可舟膠.人世不皆君子，阴曹反皆正人乎？岂夏姬谢世，便侪共姜；荣公撤瑟，可参孤竹乎？有以知其必不然矣。且江河日下，人鬼颇同，不则幽冥之中，反是圣贤道场，日日唐虞三代，有是理乎？或又疑而且规之曰：异事，世固间有之矣，或亦不妨抵掌；而竟驰想天外，幻迹人区，无乃为《齐谐》滥觞乎？曰：是也。然子长列传，不厌滑稽；厄言寓言，蒙庄嚆矢。且二十一史果皆实录乎？仙人之议李郭也，固有遗憾久矣。
而况勃窣文心，笔补造化，不止生花，且同炼石。佳狐佳鬼之奇俊也，降福既以孔皆，敦伦更复无斁，人中大贤，犹有愧焉。是在解人不为法缚，不死句下可也。
夫中郎帐底，应饶子家之异味；邺侯架上，何须兔册之常诠？余愿为婆婆艺林者，职调人之役焉。古人著书，其正也，则以天常民彝为则，使天下之人，听一事，如闻雷霆，奉一言，如亲日月。外此而书或奇也，则新鬼故鬼，鲁庙依稀；内蛇外蛇，郑门踯躅，非尽矫诬也，倘尽以“不语”二字奉为金科，则萍实、商羊、羵羊楛失，但当摇首闭目而谢之足矣。然乎否耶？
吾愿读书之士，揽此奇文，须深慧业，眼光如电，墙壁皆通，能知作者之意，并能知圣人或雅言、或罕言、或不语之故，则六经之义，三才之统，诸圣之衡，一一贯之。异而同者，忘其异焉可矣。不然，痴人每苦情深，入耳便多儒首。一字魂飞，心月之精灵冉冉；三生梦渺，牡丹之亭下依依。檀板动而忽来，桃茢遣而不去，君将为魍魉曹丘生，仆何辞齐谐鲁仲连乎？
康熙己未春日谷旦，紫霞道人高珩题
据《聊斋志异》铸雪斋抄本
全本新注聊斋志异
（上）